[31]米塞斯说：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
也即，专家委员会或独立机构一旦发现机器学习算法支配下的行政决定具有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就应依法追溯性撤销该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以便矫正机器学习算法所作之不合法行政行为。其三，在程序设置层面，狭义合法行政强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要严格遵照法定行政程序的要求，而最佳行政则更加希望通过行政程序的创新设计，使得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更强的民主性、效率性和可接受性。
机器学习算法的引入所带来的这一变化，需要我们反思如下问题：究竟谁才有权将这种定性的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成本比率的定量分析问题？谁又有权在机器进行行政决定所面临的困难与可能提升的准确度之间作出具体的衡量和判断？这是行政机关在进行相关量化工作时所面临的规范性问题，故而只能由法规范来予以回应。也即，法律可以授权机器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事项进行裁量决策。易言之，法律此时直接将相关行政权力授予机器，允许机器依据该职权进行行政决定。运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来保护如此宽泛的社会事项，显然并非国家的最优制度选择。首先，行政机关应当向机器学习算法投喂高质量的数据集且保证公众对机器学习算法的必要知情权。
具体来说，对于羁束行政事项和一般裁量行政事项，法律可以直接授权机器进行决策。实际上，狭义上的行政合法性意指行政的形式合法性，而此处的行政最佳性则指向良好行政这一意涵，它属于行政的实质合法性之范畴。换言之，稳定制度功能蕴藏的建设性价值应当获得充分重视和重新评估。
[45]申言之，唯有在国家治理中极为重要的议题和事项才需要提交给全国人大讨论、决策。换言之，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就成为加强全国人大和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的一个主要问题。[50]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高度关注此现象，进而提出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改革应在基本制度框架下稳妥地推进。
[49]当然，非常态性职权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被重新激活，从而转变为常态性职权、甚至扩展性职权。在讨论过程中，两院制曾一度成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主流意见。
因此，每年度都行使的两项高频次常态性职权[38]才是常态性职权的典型。在1980年9月24、25日举行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第二、三次会议上，多数意见主张实行两院制。[62]因此，他指出，由于宪法解决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修改宪法必须从国家大局出发，着眼大处，不要将某部门或某领域的问题作为修宪的依据。此次会议展现了异常的议事效率，一次通过七部法律不仅未有先例，而且迄今仍是一个尚未打破的纪录。
全国人大常委会得以承担更多的常态化决策功能，而无需全国人大通过临时召集会议应对决策事务。与常态性职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类职权并不与其他国家机关及其运行存在必然的联系。换言之，缩小大会规模唯有配合直接选举制度才能确保不减损代表性与民主性，并能提高议决效率。[42]《宪法》第67条第4项。
[3]邹平学：人民代表大会的规模困境与代表性的逻辑悖论,《人大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页。例如，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等建议[66]在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作为重点工作向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报告，包括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等。
1990年，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一份报告曾提出，我们国家当前最大的利益是稳定，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就历史而言，在建国之初，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10]就已成为1954年《宪法》的一个指导原则。
[81]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391页。 摘要: 对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仅从地位、重要性等视角仍不足以充分反映其机构性质及特征。一方面，该项职权的行使有利于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维护民主代议功能、强化民主问责。但是，立法机关通过论证某一法律属于基本法律，说明在立法权常态化这一议题上，明确的职权条款更富有建设性，也更适合作为行权依据。但是，如果例外决策动议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则可能在审议中因争议过大而无法顺利通过。[80]蔡定剑：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第17页。
尽管兜底条款在制度生成史上反映了全权机关观念，[92]但该条款在现行宪法中的表述明显包含了规范性的要求。反之，舆论对将《慈善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表决所提出的疑问[47]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公众对于从严把握例外的合理期待和对全国人大功能过载的忧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但是，这些权力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重合度。
参见陈斯喜：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第16期，第17页。[72]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89年6月24日），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执行得如何，人大要进行监督。既然是其他法律，基于决策可能性的考虑而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似乎更符合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分工以及有效决策的原则。对于基本法律，究竟采纳既定封闭的，还是渐进开放的外延判断标准？这是分歧的关键所在。[52]表1?全国人大职权分类四、职权实践效果：稳定制度非常态性职权反映了一种明显的决策效果取向，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创立的制度、做出的决策应具有相对稳定性。
该方案仍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维持其既有规模，同时通过赋予其常委会更多的职权弥补全国人大功能上的缺陷。[20]参见胡乔木：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说明（1982年2月27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自六届全国人大至十一届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立法领域一个不变的目标便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曾提出将大会规模压缩至1200人左右，但还是因影响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而最终未能获得广泛接受。
[6]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从事后归因的角度出发，如能从规范层面提取出全国人大的职权特征，我们便有可能在宏观功能与具体职权之间搭建起合理的逻辑关系，也能够对全国人大的职权行使现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富建设性的职权完善方案。
韩大元认为，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已经发生如下结构性变化：大会的作用渐渐为其常委会所取代，大会的最高地位越来越难以彰显……原先所设定的大会与常委会的基本构造，已发生部分结构性变革，由大会的实质最高地位变为形式最高地位，由常委会对大会的从属性逐渐转变为常委会的主导性。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将基本法律外延泛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全国人大立法功能过载。这是典型的例外决策情形[41]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31页（第64篇）。
尽管有些人更聪明也更有德行，但这些优势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的，所有的人都可能表现出这些美德。参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的，而由参议员组成的这样一个刻意设置的、只是间接体现人民意志的组织，麦迪逊偏偏认为其具有应有的民族荣誉感——这是一种更适合处理外交事务的品格。
[6]然而这是值得商榷的。[2]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3页。
与此同时，理性倒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自足，成为无可置疑的行动指针，因为事物的复杂性人的官能缺陷所造成的含糊以及语言作为相互传达思想的媒介也增加了新的障碍，这些都在节制我们对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赖。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的另一位作者汉密尔顿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堪称最高级的政治艺术家[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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